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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大队读书的时候，喜欢跟班上男生比赛，一是比看谁尿得远尿得高，二是比谁带过来的红薯大。第一项比赛，总是不小心尿湿人家衣衫，引来老师批评；第二项比赛，总是我获得冠军。因为，我家的红薯，一个抵得上他们家两个，且又大又甜。

看到小伙伴艳羡的眼光，我别提有多高兴多自豪了。为什么我家的红薯那么大那么好吃？因为我家的红薯享受着五星级的侍弄。

相对于双抢，侍弄红薯的活儿算是轻松的。不过，这轻松的活儿也有其苦与乐。

农历二月，放在地窖里的老红薯，感受了丝丝春意，勃发出点点绿意，母亲挑选一些个头大的红薯，见了天日，这些绿意很快变成嫩芽。浇上肥水，在早春三月的微风中，丛生着的嫩芽四处匍匐，葳蕤生长。

许是栽烤烟前后吧，连日阴雨，地里潮湿，这是栽红薯藤的好季节。母亲把用来移栽的红薯藤用背筛一把把背回来，剪出一个锐利的斜角。随着一声声清脆的咔嚓声，一堆堆看似杂乱的红薯藤，变成一捆捆筷子长短的红薯梗。

戴上斗笠，或者是裹上塑料薄膜，我们出发。塑料薄膜是农家最便宜的雨衣，轻便透明，就是不透气，捂得一身又湿又热。身边是斗笠上雨水滴到塑料雨衣上的滴答声，走路时雨衣哗啦哗啦的响声，远处是从未间断过若有若无的雨声，间或飘过清脆的布谷鸟叫声，目之所及，满眼青翠，充塞于天地间的湿意，让这窄窄的、薄薄的小路，变得更加难行。一不小心一个趔趄，就会满地都是红薯梗。

待栽种的土已经松过一遍，翻成细垄，像姑娘的发辫。土壤呈黑色，里面的蚯蚓又长又肥，满身湿润，泛着紫青色的光泽。

母亲弯腰，拿出一把把红薯梗，一根根插到松软的土里。也有的土不是那么软，母亲用食指戳出一个眼，将红薯梗插进去，将细土盖上，紧一紧。插红薯藤需要一个合理的间距，太密了，红薯藤不粗壮，红薯鸡蛋大；太稀了也不行，没什么产量。母亲说太密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闪过猪崽崽挨挨挤挤拱着母猪吃奶的情形；说太稀的时候，我又想着三癞子头上稀疏的头发。

到底多大距离合适？母亲张开拇指与食指说，就这么宽。

一垄垄地被插上红薯藤，就像姑娘的发辫上插满绿色的野花。这块土不算大，不到一晌午，母亲就栽了一半。难得的间隙，我们可以到旁边的石山上去玩。石山里有野萢，躲在石缝里，探出枝头来；也有刺梗，嫩绿的刺梗，剥了皮，又脆又甜；还有白色的长长的蛇皮，有时候甚至会见到乌梢蛇，吓得我们尖叫着在石山上腾挪跳跃。

所有的农活，都是面向大地，躬身弯腰的。我每次都是嘟囔，腰痛死了！母亲总说，小孩子家，哪来的腰啊？我在心里反驳，没有腰，那人不变成两截的怪物了吗？看着母亲休息的时候捶腰捶个不停，我们又会争着捏起小拳头，帮母亲去捶腰了。

母亲在插红薯藤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旁边跟着放肥料。肥料不能放得太近，会熏死红薯苗，放得太远，薯藤吃不到。颗粒状的复合肥，是薯藤最喜欢的，据说红薯会很大个，因此放肥料的时候，我总是不自觉地就多放几颗，招来母亲的数落：

“莫太放多了，放多了被草吃了！”

我不明白，这些野草，父亲挖过，我们扯过，牛羊啃过，放火烧过，怎么永远消灭不了？看起来光秃秃的地里，只要红薯藤长起来，红薯叶下面，就有嫩绿的草儿挤出来，挣扎着向上，向上，见到阳光，更加猛蹿猛长。只要个把星期不去地里看，那些狗尾草，就高高蹿出，在风中摇曳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俯视薯藤。

所以，侍弄薯藤，扯草必须勤快。

从小，得益于爷爷奶奶的指引，我对野花野草有一定的认识。“巾巾草”长出了小尖包，趁它们还没有“白发”前赶紧拔出来，那个小尖包是可以吃的，在口中咀嚼，味儿淡淡的，只有青草香，“初春”的味道，大抵如此。还有一种脆脆的“酸毛烘”，在它未开出一串串小婴帽花之前，掐一段它嫩嫩的茎，酸得让人打个激灵，立马从昏昏沉沉的春困中醒来。匍匐在地上的这种“铜钱草”是可以治胃肠不适的，开小黄花的“荷花暖”跟艾草一样都是可以做清明果的，兔子最爱吃的“奶奶涨”的茎，是会流出乳白粘稠的汁来的……
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水牛花（学名叫啥不知道，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或许是水牛喜欢吃的花吧），淡黄色的小花，灰白色的茎，和上糯米捣烂，揉团，蒸熟或者煎熟，叫做水牛花粑粑，透着一股清香。

红薯地里的草，种类还真不少：迎风招摇的是狗尾草，谦恭低调的是野苋菜。野禾苗兀自伫立在四月的暖风中，结出一些干瘪的秕谷。最讨厌最顽固最难扯的是野稗子，根很深，得用手绕个圈用力拔，手都被勒出一道红印，野稗子纹丝不动。很大一蔸的，我握住野稗子的发梢，跟它较上了劲。不知名的野草，风中摇曳，仿佛无声的拉拉队，而我势单力孤，只有暗暗加油。“嘿”的一声，土壤松动，野稗出来。有时候用力过猛，后仰一跤，手握着野稗的发梢朝天，泥土簌簌掉我一脸。于是笑着骂着继续，发誓要将这顽固的野稗子斩草除根。

后来我读到顾城的诗歌，联想到为什么草永远也除不尽，因为，风与草，是很好的朋友。你看：

  草在结它的种子

  风在摇它的叶子

  我们站着，不说话 

  就十分美好

草永远也除不尽，但我们还是要把那些抢肥厉害的杂草拔掉。田土是农人的脸面。父亲可以几个月不刮胡子，但决不允许地里长满荒草。地里长草的人，人是懒的，光景肯定也是烂包的，大伙会瞧不起，会说闲话的。

因此，当我抱着《平凡的世界》这本书，不想出去扯草时，母亲说：

“你看芳妹子，呷了饭就出去了。别个妹子都比你勤快！”

我有点不太情愿地再次出去，想象着自己是那个孙少平，一定要走出这苦闷的农村，走出这苦闷的世界。

我打算跟自己死磕一回，一定要发狠将红薯侍弄得更好。我将匍匐在地上每根红薯藤扯起，捋直，朝一个方向铺好，红薯下面被盖住的小草，一览无余，全部扯掉，又将垄间的快要板结的土松了一遍。

我的手被锄头磨起了几个血泡，回家用针挑破，发现手上、脚上都被红薯叶子染成了紫色。

随后的一场大雨，母亲说，天老爷帮忙，下了肥就落雨。等着看，咱们家的红薯肯定蛮大一个。

秋后挖红薯时，一根薯藤长出三四个大红薯，提起来沉甸甸的。几百担红薯，硬是被我们兄弟几个挑了回来。那一年，我们家的地窖不够用。

母亲洗净，或蒸或煮，轻轻一咬，入口即化，又甜又香。特别是那种瓜心红薯，黄里有着近乎透明的红，至今想来，满口生津。烧柴火饭的时候，放灶里煨着，第二天一早，扒开柴火，吹灰，剥皮，舌尖上凉凉的甜味，满满的幸福感。几个月侍弄红薯的辛苦，都有了慰藉。

如今，除草剂代替了人工拔草，手推车替代了肩挑，方便是方便了，轻快是轻快了，然而我总觉得，现在的红薯，怎么没有那时的红薯好吃了呢？